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但也面临着一些重大结构性失衡风险的挑战。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振兴实体经济、遏制“脱实向虚”趋势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进一步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我国实体经济振兴的关键着力点。
一、信息化趋势下制造业仍是实体经济的主体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工业化推进，制造业的“制成品”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存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类步入工业社会，制造业成为实体经济主体。
随着发达国家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经济服务化水平提升，制造业占比逐步降低，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比例不断增大，实体经济在经济中的重要意义被低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程度也不断增加。当“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完全脱离“以物生钱”的实体经济、虚拟资本完全自我循环时，经济泡沫也就产生了，由于“以钱生钱”欲望是无止境的，一旦基于实体经济企业利润“以物生钱”速度无法支撑这种快速膨胀的“以钱生钱”欲望时，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金融危机随之也就产生了。2008年的那场国际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过度脱离。在经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汲取教训，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对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又被重新重视，开始不断强调“再工业化”战略和推出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政策。
近些年来，随着新工业革命的深化，工业化和信息化逐步深度融合，信息化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正在加剧，实体经济本身内涵叠加了更多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的内涵。但是，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变化，只是制造业自身正经历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变革。信息化、服务化、绿色化、高端化、个性化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智能制造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制高点。在智能制造驱动下，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推动了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物流和智能家居等各个社会经济领域的智能化发展。因此，信息化社会下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真正的驱动力量仍来自于制造业，对于信息化背景下的实体经济，制造业仍具有主体地位。
二、破解实体经济供给结构失衡难题
伴随着我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实体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我国实体经济供给结构矛盾还较为突出，体现为实体经济中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具体到制造业上，产品结构还无法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变化，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中国制造质量水平亟待提升;产业组织不合理，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有待提高，产业亟待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产业融合还有待加强。
当前，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按照人均国民收入看，也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这个时期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水平提高带动了消费升级明显，模仿型排浪式消费主导的阶段逐步结束，高品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而长期以来工业化进程所形成的实体经济供给结构短期内无法适应消费需求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于是产生供求结构失衡。全球化和信息化又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使得大量的消费力量转移到国外，进一步影响了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加剧了实体经济供求结构失衡。这种实体经济供求结构性失衡，有可能引致实体经济效率逐步降低，从而资本投入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实体企业面临着国内投入回报降低以及日益提高的国内运营成本。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资本开始“脱实入虚”，追求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不断加大资产泡沫，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这种“脱实入虚”的失衡趋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还需要重视的是，世界工业化进程表明，只有为数不多的后发国家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深化工业化进程、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化解供给结构失衡矛盾，建立新的供求动态均衡，从而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步入高收入经济发展阶段。因此，对于现阶段的我国而言，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化解实体经济结构失衡、提高实体经济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意义重大。我们必须从更高的高度认识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
三、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促实体经济振兴
振兴实体经济、化解实体经济供给结构失衡必须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框架下推进。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在坚定不移地降低制造业制度成本、减轻各类政策性负担、减少低端无效产能供给、处置“僵尸企业”的同时，更要着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提高制造业供给质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这无疑对于化解实体经济供给结构失衡、振兴实体经济至关重要。
一是正确处理降低成本与提升质量关系，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产品质量。虽然中国制造业体系十分完整，但一些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缺乏世界**品牌，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终端体现是产品质量和企业品牌的提升，制造强国首先一定是质量强国。中国制造业一定要走出为了降成本而牺牲质量的误区。围绕提升质量，企业必须持续强化全面质量管理，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和工艺创新，建立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文化;而国家必须加强计量、标准、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等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建设，其中计量是控制质量的基础，标准是指引质量提升的基础，认证认可是建立质量信任的基础，检验检测是衡量质量的基础。
二是正确处理服务业和制造业关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要有利于提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近几年我国经济服务化趋势十分明显，工业比重持续下降，但由于服务业自身结构转型升级缓慢等，服务业的效率远低于制造业，我国面临经济结构升级、效率降低等情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求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形成一个互相促进转型升级、进而提高效率的良性机制。生产性服务业要大力发展，但一定要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制造业效率为目的，资本市场建设要围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新技术全面改造传统制造业这个中心，坚决避免虚拟经济过度偏离制造业而形成泡沫经济。
三是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的关系，重视发挥外资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虽然我国进入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消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公平市场竞争等政策并不矛盾，何况消化引进再创新本身就是自主创新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毋庸置疑，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培育自身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占领技术制高点，减少技术对外依存度，但是当今的世界，自主创新能力培育的方式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在扩大开放基础上交流融合创新。当前我国需要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外资在高端、智能、绿色等先进制造业和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促进中国制造业沿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
四是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重视发挥竞争政策对制造业产业组织的优化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快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投资等政策的协调机制，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因此，建立和完善竞争政策的作用机制，促进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优化制造业产业组织结构，发挥中小微企业在颠覆式创新中的作用，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